美国民众对日本的抗议活动还一度引发种族暴力冲突。

《左传》又记：初，州县，栾豹之邑也。战国城邑发展的趋势是万家之邑、万家之县。

后者地位、等次变化似乎不大，保持在大夫一级，但县大夫、县宰具有贵族身分，县令是领取固定俸禄的官吏，令本身凸显对君命的贯彻。《左传》这则关键史料不能说明春秋晋邑具有双重属性，反映的实是公邑、私邑间的转移变动。然各家在九县对应楚所灭之国一点上，意见一致，不宜解作郑国土地较大，非仅楚之一县，故云九县。周虽普行分封，但不排斥君主对公邑的直辖管理，实际呈现为王权主导下公邑—私邑复合制。《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相近，唯人名、情节稍有出入：晋文公出亡，箕郑挈壶餐而从，迷而失道，与公相失，饥而道泣，寝饿而不敢食。

《史记·晋世家》所载命赵衰为卿，《左传》作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地方百里对应一县之地，提封九万顷、为田六百万亩都是以周制百步为亩作为基准。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应该考虑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框架内设立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这样起码可以保证一行三会和地方金融监管局一致行动，互相配合。

中国的先发优势来之不易，应当继续发展。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投资者不可能对分散、小额的投资逐个做甄别，最后只好主要根据平台信用来做投资决策因此，金融业是经济体系中受到严格监管的部门。过去我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的一个大的背景是监管缺位，这个历史不可能再重复。

例如目前银监会发布的P2P信息披露指引，就充分吸收和借鉴之前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出台的P2P信息披露方面的自律规则。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普惠性也十分突出。

前一段时间沸沸扬扬的数字货币（ICO）业务是另一个的例子。对于一些已经发出去的牌照，却又没有很好展开业务的公司，应该及时收缴牌照，这个问题在第三方支付领域比较普遍，牌照变成了一些公司寻租的工具。结合中国国情，一方面，应考虑改变现在P2P平台不能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现状，推动符合条件的机构接入征信系统。这一点，对间接融资如银行业和保险业是如此，对直接融资如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同样是如此。

其二，产品标准化的支撑。首先是监管方式要创新。另外，对于商业机构所积累的征信数据，可能需要分开来对待公共品和准公共品。提高透明度并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监管 牌照管理只是对互联网金融进行有效监管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加强事中与事后的监管。

由于一行三会自身很难打通，行业协会可以有效地互联网金融公司与监管机构间进行信息传递与效果反馈。例如，不少企业将区块链技术运用于跨境支付，为消费者带来缩短到账时间和降低汇率等显著好处。

还有其它一些做法比如创新中心和创新加速器等，原理也都差不多。美国公司审慎使用社交数据、不使用隐私数据，一方面是严刑峻法监管在前，另一方面则是征信系统提供了可用的基本数据，正规化的收集、管理、授权及使用规则的确立，才是打击数据黑市黑产的最佳方法。

考察团认为，跟美国相比，征信系统在中国还有另外两个方面的作用。因此一旦发放牌照，应该就是全国性的，除非设置一些特殊的区域性限制。现在再看过去几年发生的一些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风险案例，如果有基本的资质审查和日常的监管程序，这些风险有可能是可以得到避免的，至少风险不会变的这么大。对于一些尚未建立明确的监管政策框架的业务（比如股权众筹、资产管理）也应加快制定规则，为实践中已开展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划清合规边界，避免业务跑偏异化。如果不成功，就取消牌照。三是不应重复美国各州独立发放牌照的做法。

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应该考虑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框架内设立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这样起码可以保证一行三会和地方金融监管局一致行动，互相配合。客观地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实实在在地满足了实体经济的一些需求，在助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的作用尤其明显。

对于互联网金融要实行牌照监管的建议，无论在业界还是在监管部门都有些不同的声音。但事实上，互联网金融公司跟传统的小贷公司并不一样，一旦业务平台建立起来，其业务不会局限在获取牌照的地区。

美国FinTech发展值得中国羡慕借鉴的一点就是其产品的高度标准化，比之中国几百个平台上千种信贷产品，标准化的产品在吸引机构投资、保护出借人利益与便利监管上有强大的优势。因此，监管政策的核心是要平衡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既保证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又不造成重大的金融、社会风险，起到真正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

各省市单独发牌照，对传统金融机构尚且可行，对互联网金融机构就非常不合理。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行业规模更大，在一些技术领域比如支付处置能力等也更领先。应该建立以用户为核心的原则，用技术的手段把这个原则贯穿到数据使用的生命周期中去。在保护个人隐私和利用大数据分析之间求得一个平衡 美国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和对贷款公平性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数据分析可以发挥的作用。

还有一些机构测试让消费者使用生物识别技术支付、登录和验证身份，或是将面部识别技术应用于投资顾问领域的风险评估服务。其次，行业协会可以使得监管政策的落地更加平缓。

FCA希望并鼓励在监管沙盒的有益创新能走向市场，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福利。更好地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在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P2P改善网贷平台作为信息中介的服务 考察团发现，即便在美国，P2P （market palce）网贷平台作为纯粹的信息中介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我国的信用文化尚不发达，纯粹的中介平台实施起来就会更加困难。

最后，行业协会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监管实验的沙盒。比如，如果一个金融机构将大量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卖给风险承受力非常低的退休人员，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既然要实行牌照管理，就要发牌照。所以，监管政策定位网贷平台为信息中介，强调不能做资金池，没有期限错配，要求资金托管，这些安排可以减小挤兑的风险，但从美国P2P的发展教训可以看出，在借贷风险爆发的情况下，由于对平台的担忧可能导致后续资金枯竭，造成平台的萎缩。

美国的监管框架，一方面消除了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些潜在风险，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限制了这个行业发展的空间。进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实行备案制的前提下，还需要制定一些什么样的监管措施，防范潜在的风险？ 归根到底，不管互联网金融做了什么样的创新，其所从事的业务在本质上就是金融，而金融就需要严格的监管。

传统金融的发展不足使得短时间内中国很难借鉴美国道路完成产品的标准化，而如果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丰富的征信系统，实现大数据的标准化，则无疑对进一步的资产标准化有强大的支撑作用。尽快建立丰富完整、市场化的征信体系 如前文所述，在美国，三大征信局和FICO等征信系统在FinTech发展中起到了大规模获客、全面数据获得、评价标尺等作用。

既有专注tech，也有直接做fin。（本文内容章节选自《美国金融科技考察报告》，作者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IDF）主任黄益平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王靖一。